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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
言者，动之法也。拟以言，非浮明之可以言而即言；则如其言之议以动，非凿智之可以动而为动；道之所以定，学之所以正也。
夫言者因其故也，故者顺其利也。舍其故而趋其新，背其利用而诡于实，浮明之言兴而凿智之动起。
庄生曰“言隐于荣华”、君子有取焉。后世喜为纤妙之说，陷于佛、老以乱君子之学，皆荣华之言、巧摘字句以叛性情之固然者，可弗谨哉！
《书》云“所其无逸”，言勿逸其所不可逸者也，而东莱吕氏为之释曰“君以无逸为所”。
蔡氏喜其说之巧，因屈召诰“作所不可不敬德”之文，破句以附会之，曰“王敬作所”。浮明惝怳，可以为言而言之，背其故，违其利，饰其荣华，使趋新者诧为独得，古之人则已末如之何而惟其所诂，后之人遂将信为心法而背道以驰。夫君子言之而以动，必其诚然者而后允得所从，如之何弗谨而疾入异端邪？
今以谓“敬”与“无逸”之不可作所，实与名两相称也。乃如曰“敬”与“无逸”之可为所，名之不得其实也。此亦晓然而易知者也。不得其实，且使有实，凿智足以成之，终古而不利用，用之不利，道何所定而学将奚以致功哉？
何以明其然也？天下无定所也，吾之于天下，无定所也。立一界以为“所”，前未之闻，自释氏昉也。境之俟用者曰“所”，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能”。“能”“所”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
乃以俟用者为“所”，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为“能”，则必实有其用。体俟用，则因“所”以发“能”；用用乎体，则“能”必副其“所”；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
乃释氏以有为幻，以无为实，“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而不足以立。于是诡其词曰：“空我执而无能，空法执而无所。”然而以心合道，其有“能”有“所”也，则又固然而不容昧。是故其说又不足以立，则抑“能”其“所”、“所”其“能”，消“所”以入“能”，而谓“能”为“所”，以立其说，说斯立矣。故释氏凡三变，而以“能”为“所”之说成。而吕、蔡何是之从也？“敬”、“无逸”，“能”也，非“所”也明甚，而以为“所”，岂非释氏之言乎？
《书》之云“敬”，则心之能正者也；其曰“无逸”、则身之能修者也。能正非所正，能修非所修，明矣。
今乃“所”其所“能”，抑且“能”其所“所”，不拟而言，使人寓心于无依无据之地，以无著无住为安心之性境，以随顺物化为遍行之法位，言之巧而荣华可玩，其背道也，且以毁彝伦而有余矣。
夫“能”、“所”之异其名，释氏著之，实非释氏昉之也。其所谓“能”者即用也，所谓“所”者即体也，汉儒之已言者也。所谓“能”者即思也，所谓“所”者即位也，《大易》之已言者也。所谓“能”者即己也，所谓“所”者即物也，《中庸》之已言者也。所谓“能”者，人之弘道者也，所谓“所”者，道之非能弘人者也，孔子之已言者也。援实定名而莫之能易矣。阴阳，所也；变合，能也。仁知，能也；山水，所也。中和，能也；礼乐，所也。
今曰“以敬作所”、抑曰“以无逸作所”、天下固无有“所”，而惟吾心之能作者为“所”。
吾心之能作者为“所”，则吾心未作而天下本无有“所”，是民碞之可畏，小民之所依，耳苟未闻，目苟未见，心苟未虑，皆将捐之，谓天下之固无此乎？
越有山，而我未至越，不可谓越无山，则不可谓我之至越者为越之山也。惟吾心之能起为天下之所起，惟吾心之能止为天下之所止，即以是凝之为区宇，而守之为依据，“三界惟心”而“心”即“界”、“万法惟识”而“识”即“法”。呜呼！孰谓儒者而有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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