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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三小姐的的队伍离开了马家大院，向着东方缓缓前进，不一会儿就离开了马家自己修的土路，走上了宽阔的官道。官道上基本没什么人，没有穿梭往来的商人和车队，甚至看不到有农民在官道上走动。
走了一小段儿路，朱元璋看到路边有一个官铺。
所谓官铺，就是官府用来传递文书，迎送官员的设施。后世的人往往会把铺与驿搞混，大明朝在全国各地的交通路线上都设有驿和铺，每六十里一驿，每十里一铺。驿的头儿叫做驿丞，铺的头儿叫做铺长。
驿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等交通工具和住宿膳食条件，也有传递紧急公文的责任。铺的主要责任是传递文书，在达官显贵往来时也有导迎的义务。也就是说，铺没有接待官员住宿的能力，只有派人当导迎的份。
朱元璋看到路边这个官铺已经十分破落，两座年久失修的土坯房显得摇摇欲坠，屋边的马棚里有两匹又老又瘦的劣马，一个老人坐在马棚前面，双眼无神地看着路过的送亲队伍，显得桑老而凄凉。
他心里不由得一叹，大明朝在他的治理之下时，驿铺制度还十分严格，未经朝廷的允许，一般官员不得私自利用驿站。但是不屑子孙们胡搞恶搞，吏治全面败坏，驿铺制度也弊窦丛生。大小官员往来于道路时，常常任意勒索夫、马，甚至敲榨“折乾”，即令驿站提供超过实际需要的供应，其超过部分折成银子纳入私囊。这样，就使驿站有限的人力、物力应接不暇，疲于奔命，甚至为了赔补经费而卖儿卖女。
天启二年御史方震孺曾经向朝廷上书：“至若驿递，夫只有此数，马只有此数，而自有东事以来，军情旁午，差官络绎，奚啻百倍于前。而欲其照旧支撑必无幸也。臣所经过，自通州次抵山海，见夫头、马户以及车户，无不泣下如雨，不忍见闻。而瘦马走死道旁者又不可胜计。”
这腐败的驿递制度导致的最严重的恶果，就是李自成的出现！明末农民战争中最恐怖的领袖李自成，原来就是银川驿的一个驿卒，由于在驿站被压迫得活不下去了，才投身于农民起义，就如史书所说的：李自成一银川驿之马夫耳，奋臂大呼，九州幅裂。
朱元璋一心想要重振大明，所以当他看到驿铺时，忍不住想道：如果这个时候好好整顿驿递制度，能否使得李自成不起义呢？如果没有李自成，能否救得了我的大明朝？嘿，算了，想这个也没啥用，我现在有什么资格整顿驿递制度？还是顾好眼前的事。
车队在官道上行了一阵，走了十余里之后，渐渐离开了白水*县最繁华热闹的中心，官道穿入起伏不平的丘陵，前方可以见到连绵不断的山区，这便是进入危险地界了。
方护卫挥了挥手，一名刀手离了队，纵马向前去了，看来是充当斥候，先探明前路。朱元璋心中暗赞，这个家伙虽然有点看不起人，但心思还算细腻，知道派出斥候，就比普通人高明了不止一截，应该是曾经当过兵的。
现在是天启七年，农民大起义虽然还没全面暴发，但是陕西境内已经非常乱了。后世的人习惯把崇祯元年白水王二领导的起义作为明末农民战争的起点，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大乱是从这里开始。
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在白水王二起义之前，已经零星发生过许多次小的起义，这些小起义波及面积很广，发生非常频繁，有着很强的流动性的突然性，虽然没有形成大规模，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杨嗣昌曾经给崇祯皇帝写过一份奏疏，这份奏疏就说得非常明白：“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庙堂之上，初因辽事孔棘，精神全注东方，将谓陕西一偶（隅）不足深虑。不期调援不止，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
在地方志里，也有早期起义农民流动于各地的零星记载。如《汉阴县志》说，“万历四十三年，流贼劫掠乡村，出没无常，为地方患。”《霍州志》载，“天启三年，流寇突至霍州南关，杀数人。”《洋县志》载，“天启四年七月，流贼突至斜堰河坝，杀死周之弘，邑为骚动。”《西乡县志》说，“万历十八年，流贼俞士乾率众犯境。天启七年，流贼王魁禄率众犯平地等处。”《国榷》也记载了四川巡抚尹同皋上言：“陕西流盗由保宁入川，蹂躏广元、神宣之间。天启六年八月，神宣指挥吴三桂御之，斩三级，一系贼魁。十二月，又从眉林沟入犯，守备王虎等御之，斩纪守恩等十二人，追至宁羌界。秦蜀两道，事权宜兼制，乞敕陕西各道府多方缉抽。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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